27 10月 2026
乌兹别克斯坦的营销与广告目前还不能称为系统化:行业正处于系统化与深度转型阶段,而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的发展节奏各不相同。
Barnogul Sanaqulova——经济学博士、教授。本文探讨:为什么乌兹别克斯坦的营销与广告尚未成为一个体系,却已处于系统化与深度转型阶段。
很难对乌兹别克斯坦市场营销与广告的现状给出明确的总体评价。这一行业正经历持续不断的转型。我认为,要做出客观评价,应当把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发展水平、效率和目标分开来看,因为二者差异悬殊。
在私营部门,由于竞争激烈,营销的发展速度和成效远远超过公共部门。“生存模式”的作用显而易见,系统化程度因企业规模和行业不同而差异巨大。在大型跨国公司领域——FMCG、零售、电信、银行和金融科技——营销已完全系统化:这些公司的工作建立在市场细分、消费者行为研究、产品价值创造、错失收益与保全收益的测算、ROI和ROMI指标,以及数字营销和神经营销的基础之上。
在小企业中,营销的发展依靠零散的战术,以及从培训中学来的套路、算法或脚本。大多数人仅把营销理解为定向广告和在Instagram、Telegram上发帖。同时,这些企业缺乏战略思维,产品生产、成本与附加值的形成、分销以及销售漏斗搭建等环节并未作为一个整体相互整合。由于缺乏行之有效且清晰的KPI体系,这些公司不把营销视为投资,而视为“不得不花的钱、一项成本”。因此,行业中有许多只是临时进入的玩家。
我认为,由于ROI和ROMI指标不清晰,私营部门仍然不把营销视为能带来收益的资本投资,而只是看作一项必须支出的费用。
在公共部门以及国有参股企业(垄断企业、国有银行和大型工业巨头)中,情况有所不同。实践中,营销与新闻部门之间存在混淆:营销被与PR和公共关系部门混为一谈。所有资源都没有用于研究消费者需求、提升产品或服务质量,而是用于信息发布或塑造正面形象。
由于部分行业仍存在自然垄断和人为垄断,借助营销在市场上推广产品或服务、争取客户的动力随之消失。当客户别无选择时,系统化营销便停止发展。与此同时,得益于近年来正确的私有化,在国有银行和部分大型企业中,尤其是在银行业,营销的制度化方法已开始形成。
我认为,发展中的问题有其根本的经济和制度原因。
行业的“游戏规则”还不能说完全透明,但必须承认,近来法律法规体系的规范化已开始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。
新的《广告法》与2022年通过的版本有所不同:所作的修订为市场参与者澄清了许多不确定之处。对数字广告(博主营销、社交媒体)、隐性广告以及天然产品和医疗产品广告引入了更明确的限制。竞争发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作为国家机构,加强了对不正当竞争、虚假广告以及误导消费者的促销活动的监管。
然而事实依旧:网红营销(博主)和相当一部分自由职业市场在影子经济中运作,仍以现金或P2P转账结算。这让正规代理公司面临不平等的竞争条件。结果,依法纳税(缴纳增值税和利润税)的代理公司仍然输给价格更低的影子执行方。
此外,信息公开和收视率领域的游戏规则模糊且不透明,这阻碍了形成完全独立、统一的媒体测量标准(TV rating、Radio rating、Digital measurement)。市场上大型媒介销售商和垄断平台的定价算法并不总是透明,这使情况更加复杂。
另一个严重问题是政府采购中的招标及与之相关的冲突情况。在国有企业和大型准国有部门发布的营销与PR招标中,技术任务书是为特定的“自己人”执行方量身定制的,或者中标标准是在只有采购方自己才明白的模糊要求框架内制定的。在这方面,重要的是让游戏规则建立在清晰的原则之上,并让每一位市场参与者都同样能够理解。
还值得思考的是,国家与营销行业参与者之间的对话具有“被动—应对式”的特点。如今,国家只在问题或违规出现之后才介入。国家需要认真考虑提前、主动地与企业共同推动行业发展。毕竟,没有人比行业的所有者和参与者自己更清楚趋势走向何方。
营销技术发展非常迅速,AI、算法、定向投放和博主数量都在增长。如果此时国家的监管机制运转缓慢,而法律中的限制和修改又未经与企业参与者深入讨论就推出,日后可能在实践中造成困难。而这会为企业转入地下创造土壤:国家本身有意无意地把企业推向非法经营。
因此,在发达国家,游戏规则和道德准则不是由国家机关,而是由营销与广告协会制定、提交讨论并通过的。诚然,在乌兹别克斯坦,营销协会这类组织或许很活跃,但它们对立法和国家决策的影响力(lobbying power)严重受限,而且这种影响更多是在个人关系层面形成的。
近年来,企业的社会责任变得更加显著,但其深度和性质因行业而异。
在银行与金融业、大型企业集团、领先的商业银行和大型制造商中,已经启动了支持教育、生态、数字素养和体育的系统性项目。例如,提升金融素养的项目或绿色倡议。
在中小企业中,社会责任仍停留在一次性活动(例如在纳吾肉孜节或斋月期间的慈善活动)或营销作秀的层面。这里的战略性方法尚未充分形成。企业往往不是把社会责任当作一种深层价值,而是当作快速提升销量的工具。这在社会上引发了怀疑。Z世代和活跃的年轻人能很快识破企业的真实意图。
从现代营销的角度看,真正的社会责任不是口号,也不是海报上的宣言,而是嵌入商业模式本身的价值。现代企业不仅要对利润这一个指标负责,还要对另外两大支柱负责:员工、客户和当地社区的福祉,以及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、合理利用资源。
在从“Greenwashing”转向真正的“Impact”时,责任不只是贴上“环保”的标签,而是确保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(Lifecycle)中不对自然和社会造成危害。这样,社会责任就不是一项支出,而是管理风险、提升品牌价值的工具:资源节约带来成本下降,而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会考虑其积极的社会影响。
一些领先的IT公司和制造商为员工和当地青年开设免费培训中心,提供资助和实习项目。这不仅缓解了社会上的失业问题,也为企业自身建立起高素质的人才储备。
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营销不是慈善,而是长期经济生存的战略。
如果企业只追逐短期高利润,对社会和环境问题视而不见,明天它就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,并面临监管机构的严厉制裁。因此,企业家和营销人员不应把社会责任视为预算最后一行的“支出”,而应把它看作公司根本商业战略及其竞争优势的核心。
乌兹别克斯坦无需盲目照搬发达国家(美国、欧洲、中国)的标准,而可以向全球市场提供独特的理念和战略。例如,清真营销与民族营销的新模式。这一模式可以把伊斯兰金融、清真标准和民族价值观与现代数字营销结合起来。借助这一模式,乌兹别克斯坦能够依托丰富的历史和文化遗产,向日益以清真为导向、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中东和东南亚市场,提供一种真实性与民族品牌化的模式。无论如何,这个市场上的玩家并不多。
乌兹别克斯坦的优势不在于盲目照搬现成的国际标准,而在于能够把自身的文化密码、农工业潜力、快速适应的青年人才储备以及民族与清真价值观,与现代技术结合起来。在当前阶段,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完全的“自主”(独立性),而是全球经验的本土化(适配)。
总而言之,我不能说乌兹别克斯坦的营销与广告领域“已在系统化运作”,但可以说它正处于“系统化与深度转型阶段”。
随着竞争加剧,当私营部门的营销从销售工具转变为商业战略的驱动力时,我们才能说体系已经形成。而在公共部门,当营销超越日常PR和信息发布的层面,开始考虑公民的需求与行为时,体系才会出现。
在当今技术条件下,任何话题都可以在任何层级的平台上讨论——没有限制。